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儒家经济圈与东西方双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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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在线消息]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这八个经济体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儒家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儒家思想追求的是对这个世界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对来世或另一个世界的实现,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勤奋的工作。

那么,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儒家经济圈”有什么样的经济影响力和重要性?让我们来看看长江商学院创始人兼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冰博士是如何解读这一观点的。

Author |湘兵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Source | Global Times

儒家经济圈与东西方双向交流

2017年底。提到“盎格鲁圈”,我提出了“儒家经济圈”。CES)概念,是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经济与儒家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同感。

儒家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八个经济体。儒家经济圈的总人口占世界的22.5%,是美国的5.21倍,是欧盟的3.31倍。

儒家经济圈对世界的经济影响和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就经济总量而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5年儒家经济圈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2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4.58%,首次超过美国(18.2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4.25%)和欧盟(16.45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年,儒家经济圈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9.94万亿美元,全球份额上升至25.5%(美国为24.28%,欧盟为21.3%)。

就经济增长而言,儒家经济圈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2018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

就贸易而言,2018年儒家经济圈的商品贸易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6.3%,远高于美国(10.9%),低于欧盟(32.8%)。其中,儒家经济圈成员的出口内贸易比重较高(出口内贸易占40.7%,进口贸易占45.2%),但与欧盟(出口内贸易占64%)相比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就经济发展而言,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在1960年进入中等收入类别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2.87%的经济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五位获奖者来自儒家经济圈: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澳门在2018年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儒家经济圈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儒家经济圈中的企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这是儒家经济圈经济贸易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2019年世界500强中,儒家经济圈有200家企业,占40%。来自英语圈的企业有157家,占31.4%。

值得一提的是,129家中国企业(包括香港和台湾)入围,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即使不包括台湾入围的企业,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119家,几乎与美国持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儒家经济圈的成员在发展阶段、发展模式、政治制度、语言历史、人口和社会结构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探索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与西方有着一定的地域模式。

我对这些观察有以下初步想法:

首先,世界政权通常分为两类:自由民主和专制制度。L

第二,随着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人类面临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创新等一系列挑战。儒家经济圈的探索、多元化和成就对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哲学上讲,儒家经济圈不同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视为儒家“和而不同”理念的经典实践。

面向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可能会越来越多样化,每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和文化特点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第三,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展的大部分重大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是由西方提出和主导的,而东方却鲜有贡献。随着儒家经济圈的全面崛起,其发展经验和哲学对世界可能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它也可能为人类面临的共同发展挑战和文明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儒家经济圈的文化认同

儒家经济圈的成员具有显着的文化同源性,即儒家思想源于中华文明。

李光耀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亚洲价值观”,解释说东亚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是儒家文化。市场经济是“艺术”,而儒家文化是亚洲价值观的“方式”。

李光耀指出,亚洲的成功从根本上归功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秩序、纪律、家庭责任、努力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

总的来说,儒家经济圈的文化同源性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教育和学习。

着名文化学者杜维明先生指出,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被视为一种公民宗教。

在儒家思想中,总是有一堂“言传身教”的家庭课。东亚经济奇迹离不开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质的劳动力。

第二,勤奋、务实、愿意工作。

儒家思想追求的是实现这个世界的价值,而不是来世或另一面,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勤奋的工作。马克斯韦伯说:“中国人的勤奋和工作能力一直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认同多元文化,倡导文明对话和文化和谐,包容、开放、协商与和谐。

儒家主张包容、和谐和不同的人生价值观。这一价值通过中国文化(儒、释、道)的历史构成及其发展实践(多民族和东亚社会的传播和普及),更充分地证明了“和而不同”概念的普遍意义。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出,“亚洲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观,欧洲价值观是欧洲价值观。”

第四,政府主导社会和经济发展。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韩国的“汉江奇迹”,从新加坡模式到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的崛起也带有深刻的产业政策印记,在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被模仿、改造和放大。

李光耀先生指出,亚洲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文化的优点。在集体意识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东亚建立了错综复杂的个人和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东亚发展效率的社会基础。

第五,精英统治国家。

中国的科举制度长期以来影响着儒家经济圈的成员。在“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下,社会精英选择了通过为官为社会发展服务,以政治服务社会为首选,这与西方精英的价值取向和选择不同。

这种治国理念深深植根于儒家经济圈的成员社会,并已成为文化基石,在维护国家领导人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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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中国广东梅州且受过系统英国大学教育的李光耀带领新加坡独创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与社会制度融合互补发展的“新加坡模式”。

首先,践行依法治国。李光耀指出,新加坡历史传统与英国殖民有百多年的紧密联系,英国的法制深远影响。

其次,政治体制上,新加坡实行西方式的议会共和制。在此基础之上,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地位稳固,西方据此也认为新加坡实质采用的是威权主义。威权主义与法制的结合,是新加坡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 淡马锡等国家控股的投资公司),同时倡导发展自由市场经济(跨国公司总部经济)。通过建立开放、包容与国际化的社会文化,新加坡成为全球化水平及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发达经济体。

作为东西方价值对接与文化交流的一个范例,新加坡与日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

日本之外,“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是为数不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道路和方法值得中国大陆和越南学习借鉴。

面向未来, 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近几年,儒家经济圈成员间也出现过一些分歧、争议和摩擦。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经济贸易利益关系,由此可能也导致彼此之间错失了一些重要的战略合作发展机遇。

面向未来,儒家经济圈应以新思维、新格局,关注文化的根源性,重视经济的耦合性。秉承“和而不同”的儒家价值,将发展差异化视为一种互补优势,增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学习和交流,建立广泛、深远和紧密的经济发展战略合作体系。

儒家经济圈应高度重视彼此间紧密且庞大的经济利益,和日益增长的经济耦合度和互补性。

一方面,重点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积极构建儒家经济圈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相关的FDI、汇率、清算等制度等。在此基础之上,整合两个既有的区域自由贸易合作机制(10+3和ASEAN),将儒家经济圈的影响力全面拓展到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一个经济发展合作紧密、文化融合又和而不同的开放、包容、协作、发展的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新极地。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勤勉工作、开放学习和注重教育等儒家文化力量及形成的独特劳动力资源禀赋,加快促进儒家经济圈劳动力市场和知识经济的自由流通,使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能够协同发展。

东西方双向交流及东方智慧的现实意义

从文艺复兴到今天,全球发展的重大议题和解决方案多数由西方提出并主导。在东方,我们多以“仰视”的惯性思维,追随、拷贝及应用于西方的思想与解决方案,并陷入到“中西之分”和“体用之争”等思维束缚,难以真正全面赶超西方并实现全球引领。

今天,全球处于多重颠覆式变革聚焦于一点的重大历史变革时期,表现在发展模式、颠覆性技术及创新、投资与贸易体系重构、国家治理与契约关系、地缘经济与政治、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面对诸多全球性发展挑战,世界的繁荣与发展需要新思维、新视野以及新的解决方案。也许面向未来,文化的力量值得进一步重视与研究,世界或许需要更多来自东方的智慧。

一方面,儒家经济圈名义GDP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会进一步扩大而持续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

面向未来,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儒家经济圈应该继续互学互鉴,进一步增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体化程度,更大程度上释放儒家经济圈的经济潜力。

另一方面,儒家经济圈理念的构建与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贸易,还应聚焦于如何解决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贡献我们东方的方案和智慧。一个日渐强大、繁荣、文明、和谐的儒家经济圈,无论是发展成就还是发展模式与理念,都会普惠于世界。

面对多变的世界和各种发展挑战,儒家经济圈的发展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世界的发展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借鉴意义,对解决世界性重大问题可能提供不同的思维和方案,为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较为流行的东方之于西方的仰视思维,建立“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

基于这种格局、视野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儒家经济圈是有可能诞生新生代的休谟、康德、胡塞尔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样的经济学家,以及“青霉素式”的重大发明。

继美国之后,儒家经济圈或可产生一批全球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如谷歌、脸谱、亚马逊、特斯拉等颠覆性创新型企业,真正实现对全球发展的引领。如果上述目标得以实践,即开启了东西方双向交流的新时代,这或许可以成为新一轮思想启蒙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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